生母、養母、婆母──我這一代「外省人」的幸福與悲涼 張作錦
我和內人都出生在中國大陸，她比我小幾歲。我六歲時即「參與」抗日戰爭，她六歲時差不多已「躬逢其勝」。
勝利歸勝利，我們仍無法還鄉，因為內戰又開始了。大江南北，災民遍野。我隻身離家，當了流亡學生，到台灣「改行」當兵，退伍再回學校。她因有父母照料，按部就班讀了書。我們在台灣住了一甲子，其間因工作關係，在美國生活了將近十年。
不必等到有人挑戰我的身分認同，很多時候我自己也迷惘：我究竟是哪裡人？以出生地為準，以居住時間的長短為準，還是工作過的地方都算？
內人似在安慰我，也像自解：「大陸是我們的生母，台灣是我們的養母，美國是我們的婆母，我們有三位母親。」這話雖屬「婦人之見」，倒也全非「比擬不倫」。
母子是一種血緣，剪掉了臍帶也剪不斷一世的生死纏綿。「建安七子」之一的王粲，山東人落魄湖北，客久思歸，公元204年登樓作賦：「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。」這就是為什麼澎湖人在高雄發了財要回老家買田，彰化人在台北賺了錢要回故里置產。「大陸移民」回鄉探親、掃墓，其情一也。
人情同於懷土，固不以窮達異，也不以中外異。湯瑪斯•傑佛遜當了美國總統，也創辦了維吉尼亞大學。他遺願後人不必記住他曾是美國元首，但請記得他是維大創辦人。這固然是傑佛遜薄政治而重文化，但他似乎更願把自己奉獻給養育他的故鄉。
1989年我首度回大陸。各地人對「台胞」都很熱情。但待你總像「客人」，甚至像「外人」，因為你必須使用「外匯券」，你沒有「單位」的「介紹信」，買火車票和飛機票都有困難。
我也恰好碰上「六四」。看著數萬名學生遊行走過天安門廣場，高呼「反官倒」等口號，我為報館寫了一篇通訊〈長安大街那一頭會有民主嗎？〉遙想1919年的「五四」，北京的學生也是這樣遊行的，也是這樣吶喊的。但「六四」的結果與「五四」不同，對一個遠地歸來的「遊子」，在理性與感性上都是考驗與折磨。
大陸走過動盪不安，全方位發展，終於崛起。兩岸三通也開了新局，台灣每年從大陸賺七百億美元。第四次江陳會為簽署ECFA鋪路，在野人士「照例」抗爭，甚至也「照例」流血。其間固有政見上的差異，但恐怕有更多「族群」與「省籍」的扞格。
早年的台灣，似乎沒有什麼畛域之分。1960年代，台灣人民很難出國，外匯又管制，報館要派一位特派員長駐美京華盛頓，那簡直是石破天驚的大事。報館千挑萬選，選了一位「本省籍」的同事，大家都為他高興。這種例子，還不止一樁。
再拿我個人家庭來說，兒子娶了一位高雄小姐，賢慧能幹，是我們在台數十年最大收穫之一。
不知從何時起，人與人相處有了雜音。甚至什麼「香港腳」、「中國Ｘ滾回去」、「太平洋又沒加蓋」等不堪的話都出了口。這雖然只是少數政治人物的私心與短視，但承受者總是點滴在心。
有些「外省人」覺得半生奉獻斯土，仍被視為「非我族類」，傷心之餘，移民美國去也。不過以我的經驗，華人在美國，生活內容、交往範圍仍多限於華族社區。美國雖是種族歧視最少的國家之一，但你還是「外國人」，很少能打進美國人的圈子。在那裡，你可以安身，但不能立命。連楊振寧、陳省身、李遠哲恐都未曾例外。我們何其有幸，有個台灣可以「回來」，畢竟我們是吃她的米、喝她的水長大的人。我們記得，她也記得。
唐代詩人賈島有一首〈渡桑乾〉的詩：
客舍并州已十霜，歸心日夜憶咸陽。
無端更渡桑乾水，卻望并州是故鄉。
住在山西太原已經十年了，賈島心裡常想著要回陝西咸陽。等到有一天渡過桑乾河，這才發現，早已把太原看成故鄉了。
像我這一代的「外省人」，漸入老境，他鄉日久是故鄉，早已沒有、也不重視「落葉歸根」這類想法，現在更以「三個母親論」自寬自勉。唯願母親們和睦相處，使子女自由探省沒有為難之嘆。
在我老家北方，母親是「官式語言」，我們人前人後都叫娘。娘，不只是親熱，更是心、血、肉相連的那種疼，那種難捨難割。如果「三位母親都是娘」，我們是天大的幸福。若是「三位母親無一娘」，那就是人世難堪的悲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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